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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现存资料,有作者可考且信实的五言诗,早的应是东汉前期应亨和班固的作品。班固、应亨之后，文八五言诗渐渐增多,如张衡的《同声歌》、秦嘉的《赠妇诗》三首、郦炎的《见志诗》二首、辛延年的《羽林郎》、宋子候的《董娇娆》、赵壹的《刺世疾耶赋》篇末附诗三首等,其中,张衡和秦嘉的作品,标志着文人五言诗渐趋成熟。
《古诗十九首》：早载于《文选》,因作者佚名,时代莫辨,《文选》编者萧统将它们泛题为“古诗”。它们非一人一时一地所作，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之间，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。这十九首诗歌,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,具体而言,离情别绪、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，是《古诗十九首》基本的情思内涵。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中说《古诗十九首》:“观其结体散文,直而不野；婉转附物, 怊怅切情,实五言之冠冕也。
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艺术成就
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艺术成就表现在
(1)意蕴多义: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现风格。涵咏不尽,意味无穷,是《古诗十九首》鲜明的特点,如《行行重行行》,从字面看去,这首诗是写思妇想念远方的游子,但是细加品味,它的含义,它的情感,却异常丰厚。首先,如果把“游子不顾反”一句的“游子”,理解为游子自称,则此诗也可以看做是游子之辞。其次,离别之情,是“人所同有之情”不论是游子、思妇甚或处于其他离别的情境，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联系自身的经历,去感受、联想甚至补充这首诗的情感内涵。再次,诗句看似明白实际上却含蕴不尽,它的每一句,都可以作更为丰富的体会。这些涵容很大的抒情特点,为读者留下了自由联想的广阔天地。
(2)浅近自然、不假雕饰而富于表现力。从情感说，《古诗十九首》感情醇真诚挚，没有矫揉造作；从艺术表现说，它的写境用语似乎信手拈来，没有错彩镂金式的加工，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。如《迴车驾言迈》，它直抒时光流逝而功名不成的焦灼，感叹人生不永，非常真诚。前四句景物描写，随意摭取沿路所见，没有着力选择的痕迹。而荒凉的景象，灰暗的色调，春秋代序的季节变化，与作者焦虑、凄凉的心境相互比衬，谐调一致，极真实又极自然。《古诗十九首》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，却又极擅传情达意，意味隽永。如“相去日己远，衣带日已缓”，“此物何足贵，但感别经时”，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等，都感人肺腑，发人深思。
(3)情思与景物、情境融合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所描写的景物或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，往往能够形成情景交融、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。如《去者日已疏》抒发时光蹉跎的悲慨和孤凄的思乡情感。它以白描手法，写出门所见的景象：荒凉的丘墓，悲鸣的白杨，肃杀的秋气，还有古墓成田、松柏为薪的变化。这一景象与作者孤苦悲凉的情思完全吻合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描写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，也得力于比兴手法的运用。如“伤彼蕙兰花，含英扬光辉。过时而不采，将随秋草萎”，写新妇的美丽及其迟暮之忧，把外在的物象和内心的情思熔铸在一起，天衣无缝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也有以象征手法创造圆融艺术境界的作品，如《西北有高楼》，诗写楼的高美，曲的悲凉，人的孤独，其实正是作者自身及其生存状态的象征。
苏李诗:《文选》中题为苏武、李陵的五言诗共七首，一般称之为“苏李诗”。这几首诗并不是苏武、李陵所作，根据诗的内容、风格来考察，这些诗的写作年代与《古诗十九首》接近。这几首诗都是为送行赠别而作，有送朋友远游的，有送丈夫从军的，大抵缠绵悱侧，表现了亲友深厚的感情。
西汉的乐官有太乐令、乐府令，雅乐由太乐令掌管，民间俗乐由乐府令掌管。
汉代乐府机关的职能是采集民间歌诗、负责演唱、组织文人创作等。
据现存史料，较早给汉乐府分类的是东汉末年的蔡邕，他将汉乐府诗歌分为四类:大予乐、周颂雅乐、黄门鼓吹和短箫饶歌。
郭茂倩的《乐府诗集》依据音乐的不同，将乐府诗分为12类:郊庙歌辞、燕射歌辞、鼓吹曲辞、横吹曲辞、相和歌辞、情商曲辞、舞曲歌辞、琴曲歌辞、杂曲歌辞、近代曲辞、杂歌谣辞、新乐府辞。韩氏的分类比较系统，繁简适当，后人研究乐府多遵从这歌分类。
汉乐府诗歌主要保存在《乐府诗集》的郊庙歌辞、鼓吹曲辞、相和歌辞、杂曲歌辞、杂歌谣辞几类中。《乐府诗集》中有题名或标明“古辞”的，一般就是汉代乐府。汉乐府的精华是民歌，它们大多保存在相和歌辞里。
汉乐府民歌的题材内容。
汉乐府民歌包括以下几种题材内容:
(1)讥刺达官显贵。如《鸡鸣》、《相逢行》、《长安有狭斜行》等，描写贵族的显贵、浮夸和，颇具漫画意味。《鸡鸣》讥制西汉末年贵戚王氏五侯，不仅写出了王氏兄弟鼻息干虹的狂傲，还揭出他们兄弟亲情的冷漠。
(2)反映人民对战争的厌倦。如古歌》写戍边将士深切难耐的思乡之情；《战城南》悼念阵亡的将士，把野死不归的凄凉和壮烈的豪情熔铸在一起，涌动着沉重的悲凉感。
(3)取唱爱情、婚姻。如《艳歌何尝行》采用比兴手法，把夫妇生死相依的真挚情感表现得异常深刻。
(4)倾诉生活的艰难困顿和漂泊流荡。《东门行》、《妇病行》、《孤儿行》等，极写生存的艰难。《艳歌行》和悲歌》是漂泊异乡者的悲吟。
(5)表达人生哲理。如《长歌行》指出生命和时光的可贵，鼓励人们珍惜光阴，趁少壮之时努力干一番事业。而《薤露》和《蒿里》深刻抒发了对生命终结的悲衰。
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。
汉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具有以下特色:
(1)叙事成分增多，许多民歌都有情节，有的还描写了人物的形象。如《东门行》写贫民男子与妻子的争论过程，《妇病行》写鳏夫向亲友求乞，《孤儿行》写瓜车翻覆、孤儿的哀告，这些情节对诗歌思想情感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汉乐府民歌写人物为成功的，当属《陌上桑》。它写秦罗敷的美貌，先是以衣饰装扮村托:“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缃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”接着以他人见到罗敷的反应从侧面烘托:“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著峭头，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来归相怒怨，但坐观罗敷。”始终没有直接、正面的描写，而罗敷之美呼之欲出。
(2)抒情真挚浓郁。有直抒胸臆的作品，如《有所思》、《东门行》、《孤儿行》等。同时也善于以比兴、叙描的手法抒情。禽言诗《乌生》通篇使用比兴，写乌鸦不得安生的经历及其所见所感，其实处处都在写人间情事。《战城南》客观描写战场的情状，却桶动着浓重的悲凉之感。《妇病行》则在琐细的叙述中，埋藏着难以道说的凄苦。
(3)汉乐府民歌在句式上突破了《诗经》以四言为主的格局，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。从发展趋势看，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趋五言，对五言诗的定型产生了重要作用。同时，汉乐府民歌也不再有重章，与《诗经》相比，在诗歌的结构上有所发展。汉乐府民歌的语音质朴浅白，往往使用对话和口语，富于表现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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